中国历史上德治与法制的交响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示索”

屈原《离骚》

——引子

德治与法制都是抑恶杨善的，德治行善，法治扶正，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德是道德，源于信仰，信仰崩塌道德就会沦丧，道德沦丧后才会产生法制。因此道德的内涵比法制更为丰富，历史更为久远。

法制与法律的内容是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的，加强道德建设，平衡好德治与法制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国人的信仰源头在道家，到东汉才形成道教。道家的信仰是神仙，神仙居天堂，故神道即天道。儒家以天道为背景，趣以人道，法之以道，承之以德。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有德之人必受于天。由于德可以通天，人可以配天，因此，中国人形成了人天感应，即人天合一的道德信仰体系。

《尚书》载：“明德慎身，敬天保民，不知不识，顺天之则”。意思是指在上者要具有配天之德，要敬畏神明，修身以养德，不要刻意的追求所谓知识，只要顺应天地自然，效法天地法则，就能保持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同时，有德之人，天会降福于他，授禄于他，让他为民办事，经历磨难，生命最后将归宿于天道。因此，中国人的神也是“人格神”。

古代大禹治水就是天降大命于禹，并赐禹“洪范九畴”大法。禹是受天命而治水，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积功累德，并以厚德配天，冀升天界。这即是古人对上天的敬畏，也是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是古人坚定的信仰。

同样，屈原以身投江，以死祭天，这一方面体现他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祭祀精神。另一方面是他自觉反省自己，以冀归依天界。屈原是楚国的祭祀官，楚国衰落，是楚王违反天意所造成，也可以说是天给予楚国应有的惩罚。虽然是天的惩罚，但屈原自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以死担责。同时，他坚信沉江祭天能够得到天的谅解，能够救度自己的灵魂。这是屈原对死的礼赞，也是他信仰的体现。

春秋时期，中国没有王权的统一，但有价值观的共识，因此不管你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王权，但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春秋末年，信仰与道德急速滑坡。公元前379年，周朝出现了“田氏代齐”，陈国的田氏取代了齐国的吕氏而成为齐国国君，时称“田陈篡齐”。齐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国，是姜太公的封地，想不到他的封地最后会从他的后代手中丢掉。前376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由于周室衰弱，周威烈王对这种卿大夫篡位duoquan、瓜分王室封地的行为无可奈何，甚至认同。由于篡位与瓜分别人领地的政权缺乏合法性，因此只能靠暴力保障权力，靠变法维持合法。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事件，使得中国社会礼乐崩坏，信仰倒地，战事频发。是时，中华大地“九鼎震动”，战国时代不期而来，法制社会开始启航。

乱世变法，商鞅应运而生。商鞅是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 国君的后裔。他和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都是奉行暴力与杀罚的人物。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法治的具体内容有三：1、铲除仁义，按军功受爵，以砍人头多少行赏；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3、必须“弱民”“愚民”，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商鞅主张高度集权与专制，他的变法使秦国逐渐强大，史称"商鞅变法"。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处以车裂，随后示众。商鞅和稍晚于他的荀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法家的鼻祖。

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他继承儒家的人学，摈弃儒家本自具足的（道家）神学背景，否定儒与道“人天感应”理念，形成了自己独自的治国理念，后世称为“法家”。法家的形成，使中国文化天道与人道开始割裂。由于荀子放弃了道家神学的“内证”实践以及儒家的道德自主，否定了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在人性方面，荀子主张性恶论。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认为天命只是用来控制人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真正的天命或天道，没有所谓信仰问题，那不过是说教。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而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荀子的理论使儒道思想不断的外化，在周朝末年霸道横行的战国时期大行其道。

秦朝时期，在荀子的理论武装下，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法家人物，这就是韩非子和李斯。他俩是同学，都奉商鞅和荀子为师，但比商鞅和荀子更“左”，他们的理念，就是后世所谓的“一手拿棍棒，一手拿胡萝卜”的治国的理念，就是杀戮与赏赐。这种理念虽得逞一时，但最后的结果都很惨，韩非子被李斯所杀，李斯被赵高腰斩，夷三族。而实行专制与暴政的秦始皇暴死沙丘，两个儿子死于非命，秦二世而亡。

法家的这些祖师爷们，除荀子外均未得到善终。荀子的思想虽然丢弃了儒家的核心内容即信仰的部分，但在当时所谓“王霸之术”中尚属王道。他是儒法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

中国社会每至末代朝廷，道德败坏，法制严酷，最后几乎没有人能逃过国破家亡的惨祸，没有人能逃过这种“因果律”的循环。

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华文化的主流，从来没有肯定过暴政，从来没有肯定过秦始皇（有人统计过他杀人几百万）。有人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大于过。是的，为了他的统治，他也做过一些好事，但永远罪大于功。翻开历史看看，早在商汤时期中国就已经统一，周朝在推翻商纣王后，到武王又一次实现统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出现诸侯分裂的乱局，但商周的君王在完成统一大业时都没有丢弃信仰，都不施暴政，都不好杀戮。

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上述法家人物，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善的力量，不相信道德的力量能高举人性，直通天道，他们将人格之神引向“自然之神”，将善的秩序引向恶的秩序，他们所创立的法，既不向善亦不扶正。这些人都信奉权力至上，推行杀伐，因此，他们的作为，不但没有能带领一个朝代走向辉煌，而且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暴亡和自己家庭的断子绝孙。祖师爷们如此，后世亦皆如此，如晋代司马氏，篡位杀戮，最后“八王之乱”自相残杀，导致亡国灭族不说，还将中华民族拖入“五胡乱华”的深重灾难。

一方面，法家完全丢弃了道家对神仙境界的追求，丢弃了道家和儒家共同的信仰实践。道家重道，儒家重德，他们是通过道的修炼，德的熏陶，从而实现为广大老百姓服务，实现自我生命的飞跃。他们坚定的认为，人是可以“通天”的，可以达到人天合一的，这种道德自主性，才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动力，它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尤其需要道德的支撑，尤其需要“官德”，没有官德，社会就会崩塌。法家丢弃了这种信念，就等于丢弃了国家治理的根。

另外，人治的特点是集权（集权不一定专制，专制一定集权）治理，集权需要凝聚力，没有官德，如何凝聚人心？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的时候，往往都比较关注老百姓的利益，法制环境也较宽松，容易产生凝聚力。到了末代的时候，道德丧失，法制严酷，因而引发老百姓的不满甚至zaofan，导致战争乃至改朝换代。而在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中兴之君”，往往又重拾道德，对百姓从宽治理。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法制-道德-法制-变乱的循环模式。这种看不见的循环模式，就是所谓因果律。

《周易》云：生生之谓德。抛弃道德，与老百姓为敌，必遭天罚。所谓天罚，说白了还是人罚，还是自罚，这就是因果。因果大于法制！

因此，在中华文化中，心性之学始终占主导地位，自老子的道，孔子的德，王阳明的心学，乃至汉代传入我国的fojiao始终一以贯之。它是自律，而非法律。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法制的严酷带来的直接后果（报应）就是“动乱”以及统治阶级的垮台，因而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喜欢法制，中国的老百姓更不喜欢法制。这也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不注重法制，中国人为什么不太守法的原因之一（比如政策的干扰，领导个人指示的冲击都有影响）。但不管喜欢不喜欢，重视不重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德治的社会环境下，统治者必须首先自身具有“官德”，要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老百姓的利益。这在创业初期尚有可能做得到，到中晚期还能保证做得到吗？假如做不到该怎么办？是严格要求自己，提升道德素养，让利于老百姓，还是继续用更严酷的法制来治理老百姓呢？在这两者之间，统治者往往摇摆不定，处于“两难”的境地。

不具备道德底线的“法”，就是所谓“官法”，老百姓说：“官法如炉”。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不够，法制意识又淡薄，要求老百姓有道德，要求老百姓守法，这可能吗？道失而后有德，德失而后法，法失而后有争，法制已经是社会安定的最后防线。

道德源于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不可能会有道德，没有道德的社会，不可能会有好的法制环境，也不可能会有好的法律顶层设计，当然，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会有善的秩序，必然会带来“互害”，带来动乱。

那么，西方社会为什么从上到下都喜欢法制，遵从法制呢？这主要是价值观决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中西方的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决定的。    

中国人信仰道家神仙，自己可以成仙，自己就是仙，修德就能铺就成仙的道路，只要愿意为他人服务，人人都可以成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主观能动性。儒家不同于道家，但也不异于道家。道家修行在山中，儒家修行落实在社会，落实在家庭，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积功累德。儒道两家都是“以人为本”，自己救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生命的超越，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这就是所谓“人天合一”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厚德故，自律故，中国人重人情，轻法制，也不依靠法律。因为不依靠法律故，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德主刑辅。在中国社会里，有信仰的法制就是王道，失去了信仰的法制就是霸道。

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信仰上帝。西方人自己不能成神，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生命的超越，要靠上帝来拯救。因此，西方没有道德自主性，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为他人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人与神，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西方人只对上帝负责，只对自己负责，不对家庭负责，也不对国家负责，家国观念十分淡薄，人情也十分淡薄，也没有所谓孝不孝，忠不忠的的问题，这就是西方“人天分裂”的价值观，也是西方人的意识形态。西方一切交给上帝，上帝不能解决时，一切交给法律。法律是上帝的意志，因此西方社会信奉法律。西方的法律是没有离开信仰的。

一个社会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体制，甚至不管是人治还是法制，只要信仰还在，还有道德底线，就不会导致大的因果，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统治者怕动乱，老百姓更怕动乱。

总结：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的法制精神，科学精神，但很难全盘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丢开文化的优劣不说，要想全盘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除非把故宫烧毁，把几千年文化典籍全部烧毁，让中国人全部换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大体系，要复兴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自己本民族的道德信仰，建立自己的法制体系。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是儒释道并举，三家交汇，或明或暗，或主或辅，互补互济，是一个大体系。在这个大体系中，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智慧。无论哪一个人，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复兴儒释道中，首先要回归最基础的儒家信仰，注重家庭建设，培养家国情怀。有了这种良好的信仰基础和家庭伦理，法制才会人性化，法制环境才会改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真正落地。“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涂世辉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