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明/文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１９２５年９月重占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东征宣传新气象

这次东征，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征军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宣传队通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连战皆捷。１０月１４日，以gongchandang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以死伤官兵４００余人的代价，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

苏联军事顾问感慨地称赞：“惠州要塞实际上是gongchandang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１１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朱克靖、罗汉、张善铭、廖乾五等gongchandang员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民众，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从年初开始，就派党员回海南秘密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如派农讲所毕业生杨树兴回万宁县，陈贵清、黄振士（黎族）、郑家齐等回陵水县活动。同年暑假又派临高、儋县在广州读书的黄金荣、张兴、王槐明、何焕宗等党员回家乡农村秘密进行宣传组织农会。

同年夏，“五卅”canan、“省港大罢工”发生。府城和海口市，由学生会、工会、商会成立“五卅canan”“省港罢工”后援会，发起海南空前声势浩大的“三罢运动”，抵制英、日货，封锁海口——香港航海线。各地学生四出宣传和发动募捐，募捐的钱全数寄往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下半年，海南以大宗的牛、猪、三鸟及各种土特产运往广州而不再运往香港，有力的支援了广东革命政府，给香港以经济上的打击。通过这次运动，海南人民和广东革命政府取得了联系，对迎接国民革命军过琼讨伐军阀邓本殷作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同年，陈继虞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平仔，制造炸弹失火遇难。民军失去领导，在强大的军阀势力镇压下瓦解了。

罗汉参加了渡海征战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为消灭反动军阀陈炯明和邓本殷，广东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东征及南讨。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南征总指挥，陈铭枢为前线总指挥，兵分四路向策应陈炯明北犯广东的邓本殷八属军进攻，南征军分别在单水口和阳江将其击溃。

１０月至１２月，罗汉参加征战，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相继攻克高州，廉州、钦州，雷州，１１月１８日，邓本殷带领残部退缩海南。

１９２６年１月，李济深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两个团，第十三师的三十七团（团、营、连长都是海南人）拨归第十二师指挥，及新编第九旅（后改编为三十四团，隶属十二师，留驻琼崖），自雷州分三路渡海消灭邓本殷残部。１月１７日，三路大军分别在文昌铺前、儋县、澄迈临高间登陆，向府海地区进攻。１８日攻克文昌县的锦山、湖山市、琼山县的三江市。邓本殷连夜乘船逃离海南。２２日，国民革命军进人海南首府府城和海口市。接着第十一师、第十三师过琼，向澄迈、临高之敌攻击。

在琼崖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邓军很快被击溃，邓本殷在琼崖的统治土崩瓦解。

海南光复后，第十一师、第十三师（包括三十七团）奉命调离海南，分别进驻高、雷、钦、廉一带，第十二师留驻海南（当时该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是王文明同志）。

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迅速获得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斗争中，由gongchandang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它们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士气旺盛，战斗英勇，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

maozedong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宝岛雪耻乾坤转

眺望琼州海峡，弹指四年，罗汉将再次莅临宝岛。

这一回，他不再是单独行动，身后却是千军万马。同时，他肩负重任，赋有特殊使命。

他将为海南开辟新天地，催升一面崭新的红旗，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琼崖一大研究资料选编李黎明（遗稿），在其《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琼崖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中记载：

据当时派回琼崖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国民革命军挥戈南征，向琼崖胜利进军时，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号召和组织了一批gongchandang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准备派回琼崖开展党、政、群工作。

国民革命军在琼崖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后，国民党、国民政府随即委派张难先（国民党左派）来主持国民党琼崖特别党部兼琼崖行政专员。跟随张难先同船回琼崖的有二三百人（其中大批是gongchandang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到达海口后，立刻着手建立琼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并立即开展工、农、青、妇各方面的工作。他们来琼崖之前，曾在广州市原中山纪念堂（现广州市延安二路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派杨善集同志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明革命的意义，交代革命任务，并宣布由罗汉、冯平两同志带队。

这是一批有理想，有信仰的热血青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琼崖在外留学读书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人熟地熟，满腔热情，决心回到自己的故乡，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这一大批gongchandang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骨干，是当时打开琼崖革命的新局面，创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

他们抵达琼崖的第二天，就在海口市中山路关帝庙开会，宣布各人的任务和去向，然后就分散到各单位和各县去。据当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忆，这批人除少数留在府城、海口、琼崖一级机关工作外，大部分到各县和基层去。

此时，罗汉的公开身份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同时，还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

由于罗汉所处特殊地位，他不仅在遍地烽烟相继起，讨伐邓本殷奔赴前沿，而且善于运筹协调指挥，通过他与王文明、冯平等人的努力，第四军大力支持琼崖中共地方组织所领导的农minyun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就是名为国民党党部的各县县党部也基本为中共人员所掌控。

程昭星在《罗汉与中共琼崖一大》（原载《竹林里风雷》——中共琼崖一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文中称赞，“这种情况，无疑为中共地方组织在琼崖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据李黎明梳理，开始的情况大概如下：

罗汉、柯嘉予、李爱春（兼国民党琼山县党部筹委主任，国民党琼山县党部成立后，任县党部书记长）、陈公仁（兼琼崖民国日报编辑、六师学校教师）、黎竞民等，到国民党琼崖特别党部工作（当时国共合作很好，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同意一部份中gongdang员加入国民党）。

有关方面的人员，林平、曹俊升、何德裕、吴清坤、朱润川等负责筹备琼崖、海口市工会工作；冯平、符向一、何毅等负责琼崖农民协会筹备工作；罗文淹到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训育主任兼琼崖民国日报总编辑；陈垂斌到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陈三华、洪洁新、陈玉婵（兼国民党琼山县党部妇女部长和琼山县妇女解放协会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备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工作。

分配到各县的人员有：

文昌县有祝家斌（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主任）、云昌鸿、王升平、王弗伦、詹力之、云卓勤、张权、张瑞垣、张世斌、周逸、欧赤、李应春、谭明新等；

琼山县有李爱春、陈玉婵、洪德云、符世良、李泽瀛等；

琼东县有郭儒灏（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主任）、王诗英、王业森、黄昂、曹超、王学汤、陈秋辅（嘉积仲恺农工学校教务主任）、冯建农（仲恺农工学校军事教官）、冯裕江、严英、曾予颜等；

乐会县有王卓余（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主任）、王仲方、王可有、王业熹、陈赞如、何万澄等；

万宁县有符光东、林诗谦等；

陵水县有黄振士、陈直夫、王家寿、郑家史、王克兆、吴瑞庭等；

崖县有陈世训、麦宏恩，黎茂瑄等；

澄迈县有黄善藩、黄瑞三、蔡永诚、王大章、黎光亚、罗连超、冯正廷、钟高明等；

临高县有冯道南、王开礼、柯伯森、郭元青、王超、林日华、戴恩铭、王任之等；

定安县有王会东、黎兰阶、黎会锦、洪正锦、蔡志统、郑长茂、冯东明、曾兴诗、张新泰、史邦云等；

儋县有卓浩然、邢贻昜（儋县县长）、张兴、黄金荣、黄振亚、周朝侯、谢殿光等。

后来，有些人的工作重新做了调整，周逸调到崖县农民协会办事处和琼崖农民训练所，陈垂斌调到澄迈中学当校长，郭儒灏调到澄迈中学任训育主任，王业熹调到澄迈中学任教务主任，冯裕江调到琼山中学任校长，冯建农调到琼崖农民训练所当军事教官。

上述人员各就各位，特别是到达各县的，深入下层，有些回到自己家乡，同进步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师、乡村的进步青年取得联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使乡村很快出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革命气象。

当时有人形容，革命的春风，吹遍了全岛各地。

琼崖建党话先贤

罗汉与海南结缘，斗转星移九十五年，如今回眸，峥嵘岁月稠，可谓无处不堪颂。

罗汉是琼崖地区的建党先贤之一，中共海南历史、中共海口历史、中共琼海历史都有明确记载。

对于罗汉在琼崖地区党团组织建设中的建树，海南人民没有忘记。许多党史专家学者均有专门研究，翔实叙述。

一是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中gongdang史出版社》１９９５．８）作了系统描写。

二是中共海口市委、琼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作了大量组织研究工作。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４年９月，在先后出版的《海口革命斗争史》《琼山革命史》中，均有对罗汉同志工作情况的反映。

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月、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月，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先后编辑了《中共琼崖一大研究资料选编》《竹林里风雷——中共琼崖一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旗帜飘扬——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人物研究论文选》《琼崖革命先驱》（中共海口地方史丛书，两本“论文选”系《中gongdang史出版社》出版）。

在《竹林里风雷》中，辑录了程昭星、陈纯英、王信才（供职海南省政协办公厅）等人分别撰写的《罗汉与中共琼崖一大》《试论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琼崖革命中的历史性贡献》等专题文章。在《旗帜飘扬》中，罗汉作为“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物”列有专门简介，并刊有照片。在“人物研究论文”部分，收录了罗汉儿媳妇赵松泽《缅怀罗汉做有为的革命青年》一文。

管窥罗汉再次踏上琼崖地区这块热土，他是何等的jiqing。

王信才形容，如果说“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蕴藏着许多成功的实践和经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６年初，罗汉随军过琼讨伐反动军阀邓本殷，推翻了邓本殷在海南岛的统治，取得了南讨胜利，遂留琼开展建党工作，担任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委员。

党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组织和推动尽快成立中共琼崖地委。按照组织程序，召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如今，有条件搞好组织协调发展工作。当下，他要抓紧成立特别支部。

难怪王信才从理性视野，纵深研究知识分子在琼崖革命中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表明，中共琼崖一大是在知识分子推动下召开的。

中共琼崖一大有一个播种、孕育和诞生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完成的。大约经历了五年多，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直接在琼崖先进知识分子中发展首批党员。１９２１年冬至１９２２年初，中共中央派党员吴明和青年团员罗汉、鲁易、李实等进入琼崖，在琼山、海口、琼东等地中学教书，进行地下工作。他们同已在琼崖的中gongdang员毛孟屏和先进知识分子徐成章、徐天柄、王器民、王大鹏结合起来，以《琼崖旬报》《琼岛日报》和学校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举办图书展览，传播革命思想。在海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建立琼崖总工会，联合社会各界反对日本掠夺西沙群岛和抵制日货。还帮助著名琼剧作家吴发凤改革琼剧，大编大演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剧目。同年秋，经吴明请中共中央同意，吸收罗汉、鲁易、王文明、徐成章、徐天柄、严凤仪、王器民、陈大鹏等１０多名先进知识分子入党。这一批党员，多数是德才兼优的xueshenglingxiu，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后来都成为中共琼崖地委领导骨干。

第二阶段，大批琼崖进步学生到岛外追求革命真理，从事革命活动，加入gongchandang和共青团，在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时再回到琼崖来。期间，琼崖的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有的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寻求革命真理，有的读大学，有的进黄埔军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有的入广州农讲所，有的参加国民革命军。他们当中有许多同志在学习和革命活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加入了gongchandang和共青团。杨善集、徐天柄、冯平被中共中央送苏联留学。１９２５年７月，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相继在广州成立。１９２６年１月，南征军进军琼崖，扫除邓本殷残余势力。琼崖的革命知识分子乘机回到琼崖建立gongchandang组织，其中有两批骨干是主要的：一批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跟随部队入琼的，主要有罗汉、王文明、廖乾五、伍锋。另一批是由全国总工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派遣到琼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的特派员，还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及广州农讲所毕业后返琼从事工农运动的人员。这两批人加上第一批，共有２００余名gongchandang员和共青团员。

第三阶段，在海口和各县县城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返琼的革命知识分子，主要骨干留在府海地区，发展府海地区的党组织；其余下到各县县城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

当时，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琼崖行政委员张难先，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大量任用gongchandang员和左派人士，他指派的１２个县的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中，有１１个是gongchandang员。海口市的主任委员由张难先兼任，而秘书长柯嘉予、宣传部长林平、青年部长朱润川、工人部长吴清坤均是gongchandang员。这为我党建立党组织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罗汉与冯平等人返琼。翌日，即抓紧时间，组织有关人员在海口关帝庙成立了中共琼崖特别支部。

接着，有关人员相继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海中学、琼山中学、琼山师范、环海中学建立党支部。赴各县的同志也加紧工作，５个月内先后在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儋州、陵水、临高、崖县等１１个县建立了２０个党支部。加上府海地区共有２６个党支部，２４０多名党员。

诚如陈纯英在《试论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所言，“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是琼崖地区最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

罗汉从建立之初起，就肩负起领导琼崖地区革命的重任。由于他组织协调到位，工作推动有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琼崖特支通过宣传发动群众，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培养了一大批gongchandang员和革命骨干，犹如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琼崖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为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琼崖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gongchandang在海南岛的成功组织扩展，是马克思主义与琼崖工人运动、农minyun动和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程昭星认为，“在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过程中，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罗汉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

他在《罗汉与中共琼崖一大》文中叙说，关于罗汉在中共琼崖特别支部、琼崖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王文明在１９２６年８月的一份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

王文明在这篇名为《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概况》中，这样说道：“（二）琼崖特别委员会状况——特委自罗汉同志离琼崖后，遂由宣传委员吴国鼎代理主席职权。……１． 组织方面，自罗汉同志离琼后，组织工作几乎完全停顿，现在工作也未甚发展。”从中可以看出罗汉在当时中共琼崖特别支部、琼崖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全琼各地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领导党在琼崖的活动和工作的开展，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既是需要，也有可能。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５日，中共琼崖一大在海口市竹林村邱宅召开（代表共１１人，平均年龄不足３０岁，全部是青年革命知识分子）。

此时，为了加强对琼崖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王文明奉上级指示离开国民革命军，辞去第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职（所遗十二师党代表一职由第四军党代表廖乾五兼任），专心于琼崖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因此，在中共琼崖一大上，王文明成为大会产生的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的书记。由于罗汉此时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的要职，兼职地委委员并兼国民党工作部部长。其他委员是：罗文淹、冯平、许侠夫、周逸、何德裕、李爱春、黄昌炜、陈三华、陈垂斌。

纵观罗汉在琼崖的一系列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罗汉对中共琼崖一大召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了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涵盖了宣传发动，舆论准备和组织发展等内容，而其公开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党在琼崖的活动开展，中gongdang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和革命势力的增长，都起到很好的庇护和推动作用。这些无疑都是中共琼崖一大得以胜利召开的先决条件。

长期以来，人们对罗汉在海南岛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作用谈得不多，究其原因，恐与以后罗汉被错划为“托派分子”有一定的关系。

程昭星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无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还是对海南岛革命运动负责的态度，都应当肯定和承认罗汉在海南岛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更真实、准确地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琼崖革命运动的历程。

罗汉随部参加渡海南征建党，余有感怀，林培根唱和（２０１５年４月）：

渡海南征史空前，斗转星移九十年。

遍地烽烟相继起，讨伐本殷赴前沿。

宝岛雪耻乾坤转，琼崖建党话先贤。

回眸无处不堪颂，罗公浩气贯昊天。

林培根唱和二首

（一）

雄才青年不与同，砺志抱笔兼从戎。

身怀文武玄经法，宏心斗胆贯天空。

长江且看后浪水，不惧艰阻助前涌。

抖动昆仑填宇宙，博得黄河淹开宫。

（二）

涉水剿讨征海南，破浪乘风斩凶顽。

战鼓重捶展军威，邓寇兵败走冥关。

宝岛自后始映日，玉盏光辉紫气来。

扩建组织拥势力，盘固湿域守琼崖。

１９２６年６月，北伐战事启端，国民革命军准备大举出击，罗汉奉命离琼，担任第四军党代表，中gongdang员廖乾五改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九秩回眸见精神

中共琼崖一大召开，至今恰巧９０周年。没有想到罗汉参加组建的琼崖gongchandang组织，９０多年后会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党员，对他在海南开创的奠基事业，进行系统性梳理和缅怀。

——代代贤能展俊才

中国gongchandang人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心中便有信仰，思想上便有了魂。这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从走读浏阳罗汉到北京大学校史馆参观，便有了深切感受。以陈独秀、lida钊为代表的早期中gongdang员，可以说得到了充分体现。maozedong、罗章龙、罗汉等人，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他们与陈李都有深入接触和交流，也是受影响最大的一批成员。

罗汉从北大到法国，转赴琼崖传薪播种，如今绵延花开，他看到了王文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都是比较成熟的革命知识分子，现在要并肩走上中共琼崖地委，他的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中共琼崖一大选出１３名地委成员：书记王文明，委员罗汉、冯平、许侠夫、陈垂斌、黄昌炜、罗文淹、柯嘉予、何德裕、李爱春、陈三华、周逸、陈德华。加上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被派回琼参加领导班子的杨善集、徐成章共１５人。

这个领导集团的特点，诚如王信才所分析，有理想，有信仰，经受过考验，有革命斗争的才干，有献身精神。

他们都是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海南土生土长的１４人，绝大多数是大学文化程度的xueshenglingxiu，还有留苏学生杨善集和冯平、留法学生罗汉。他们有较高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修养，多数人办过进步报刊，发表过大量革命理论文章，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和高深的历史知识，为他们正确认识革命规律、正确指导革命实践，打下了较好的科学基础。

他们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斗争。受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教育、启发和洗礼，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考验。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立场已经转到共产主义上来，确立了献身革命事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他们都是兴邦志士。参加过一系列革命实践，具有一定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能切实解决琼崖的重大问题。

杨善集回国后，担任过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广东区委书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成为广东有名的青年运动领袖。

徐成章有军事斗争经验。１９２０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到黄埔军校任教官，担任“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到广宁县支援农民自卫军消灭地主武装，接着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主要领导人３年，为保卫省港罢工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广州人民授予“反帝国主义先锋”红旗。

后来，他又前往海陆丰同彭湃领导农民军４０００多人会同起义军解放了揭阳县城，建立揭阳县工农临时政府。

１９２７年他回琼担任东路红军总指挥后，两个多月内就带领红军攻克万宁、陵水、三亚三座县城。他认为没有大陆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援和配合，琼崖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夺取全琼胜利是不可能的，琼崖党和红军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把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搞好，才能战胜敌人。

他还写出意见书报告特委，可惜由于敌人封锁，他的报告在他牺牲后特委才收到。

王文明曾是琼崖学生运动领袖。担任过琼崖十三学生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抵制日货会会长，还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师政治部主任，文武兼备，品德高尚。

他作为第一任地委书记，人们梳理了他有四大贡献：一是建立了中共琼崖地委；二是建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开展武装斗争；三是比较自觉、比较理智的抵制“左”倾盲动路线，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并开辟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四是选准了冯白驹这个接班人，使后来的琼崖革命事业得以顺利发展。

兴邦志士尽英豪

革命知识分子有了信仰，便具有大无畏的自觉献身精神。他们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不断地铺平前进道路。

据王信才统计分析，在琼崖地委１５名领导成员中，活到解放后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柯嘉予，一个是罗文淹，均因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柯嘉予在南京银行工作，１９７７年病逝。罗文淹任文西中学校长、海口市图书馆馆员，１９６１年病逝。其他１３名成员，都在解放前牺牲。其中在战场上牺牲的６人，被敌人逮捕杀害的３人，病逝的３人。均无一人叛变投敌。

中共琼崖地委多数领导成员英年早逝。在沉沉黑夜枕衾寒冷的旧中国，他们胸怀大志，深明gongchandang员的责任和民族大义。明知革命就意味着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去换取社会的幸福，革命需要付出与献身。他们在思想上早就做好了准备，该流血就流血，该牺牲就牺牲，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正因为这样，在极端危险的战争环境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能够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战场上，不怕死、不畏战、不畏敌。他们身先士卒，敢打敢拼，带头冲锋陷阵。杨善集在指挥椰子寨战斗中，亲临第一线，牺牲在战场上。徐成章从三亚回师途中遇到敌军伏击，亲自向前冲锋，不幸被流弹打中颈部，壮烈牺牲。

——刑场上，不求饶、不贪生、不改信仰。李爱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用铁丝捆住脚趾倒吊，用铁针刺手心，他都不屈服，最后敌人把他活活勒死。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在叛徒出卖被捕后，敌人许以高官劝降，他说：“我们gongchandang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休想我改变信仰！”

——情场上，立党为公，奉献青春，热血革命。解放前牺牲的１３个委员中，２５岁至３０岁的有７人，３１岁至４１岁的有６人。他们中有的为了革命，放弃了个人婚姻；有的虽然家有爱妻，无奈革命事情太多太急，只得把国家兴亡大事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特殊残酷的战争环境，剥夺了他们享受爱情的权利，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家庭上，牵连上下，累及生死，千古流芳。几乎所有地委领导成员的家属，都遭到了种种迫害与屠杀。王文明的胞兄文元，侄儿王荣、王华，侄媳陈春梅、吴明玉，长男王健等６人，相继为革命奉献了生命。冯白驹有１２个亲属和亲戚被杀害。他们都铁了心肠，甘愿承受这一切灾难，用革命到底来报答亲属的支持。

——艰苦考验，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片片丹心为国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他们长期住无定点，大地当床，树叶当被，风餐露宿。常常吃不上饭，啃野菜，饿肚子，加上长期缺盐，很多人得水肿病、夜盲症、疟疾，个个骨瘦如柴，头发像一堆乱草，胡子长长的。台风来时，茅草房被刮飞，只好躲在石崖下，挤在小山洞里，像落汤鸡一样哆嗦着。即使如此，他们同普通战士一样，同甘共苦，不怨天、不怨地，坚持以民主民生为己任，为建立新中国而艰难奋斗。王文明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辟母瑞山根据地，积劳成疾，倒在了母瑞山上。

——出生入死天日鉴

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德，对工农群众具有较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罗汉在琼崖期间，参与徐成章创办《琼崖旬报》的编辑，传薪播种，或许对当时读书识字的年轻人产生影响。冯白驹在《我的自传》中曾写道：“在高小时期，曾经听过徐成章的宣传，给我启蒙不少。”后来，冯白驹与罗汉工作上有交集，是他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返回琼州，经李爱春向党组织介绍，被派往海口郊区领导农minyun动。１９２６年４月，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成立，冯白驹任办事处主任。

担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９月，冯白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gongchandang。他说，“这是我的新生，永远不能忘记的光荣的一件大事。”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养育他的海南岛这片热土，献给了党，献给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拜读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赖永生相赠《冯白驹将军传》，查阅《旗帜飘扬》，在《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与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一文，看到邢诒孔感慨，琼崖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琼崖地委机关转人农村，在乐会县第四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海南岛宣告解放，坚持了整整２３个年头，武装斗争这面红旗始终不倒，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１９４９年初，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接见到西柏坡汇报工作的琼崖区党委代表李独清时说：“海南的斗争坚持了二十多年，红旗不倒，这是很大的成绩。”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题词“冯白驹同志为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所建树的功勋永垂青史。”

１９８０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说：“全国有两面不倒的红旗，一面是陕北，一面是海南。”

１９８４年５月，聂荣臻元帅为《琼崖纵队史》题词：“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如果说，杨善集、罗汉树起红旗，保住红旗的就是王文明，但是，支撑红旗的却是冯白驹将军。

他从牺牲的先辈手中，接过红旗，坚持武装，高高举起红旗，继续领导琼崖军民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直至最后胜利，长达２０年之久，成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冯白驹有一句名言：山不藏人人藏人。但是，群众只藏好人，不藏坏人。革命知识分子均有一个比较优秀的成长史，在民间有较多传扬，享有较高声誉。一旦回到家乡，把他们能言善辩的才智和人格力量发挥出来，就能较快地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建立锐不可当的群众力量。

在大革命初期，杨善集、王文明、陈永芹都回到乐会县发动群众闹革命，乐四区很快成为农minyun动搞得最好的地区，第一个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形成革命根据地，被称为“小莫斯科”。

徐成章、李爱春、冯白驹回到琼山县东部，也较早地建成了琼wenge命根据地。周逸、许侠夫、罗文淹回到文昌，同样迅速掀起武装斗争高潮。其他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多数也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去发动与组织的。

革命知识分子知书达理，一旦到人民群众中，往往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自觉尊重群众，爱护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同情与支持。在革命低潮时，冯白驹从母瑞山带领２５个幸存者回到琼山老苏区时，尽管饥寒交迫也不愿去扰民，而是老老实实蹲在村边的山里，等待老屋主的出现。有些群众去砍柴发现了他们，主动送饭给他们，或主动留饭在厨房，暗示他们晚上回家吃饭。

革命斗争时期，党与人民是鱼水关系。这是因为群众从他们的行动中，看到他们真正尊重群众，懂得群众的苦难，不愿伤害群众的利益，群众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真心实意帮助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革命斗争时期，党的宗旨在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充分体现，有效展开组织领导，发挥了较高的水平和能力。因为他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迅速有效的把群众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创造一个又一个“人心齐、泰山移”的奇迹，使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宠辱皆忘壮志坚

革命征途多艰难，卫道坚贞，历雨经风，知识分子有比较严密的科学头脑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他们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战霜斗雪，还要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由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鉴别能力较高，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发现较快，能预见它的严重危害性，并较早地把错误揭出来。即使可能遭到打击报复，他们也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同时，相对严密的思考，使他们按照党章党纪规定，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场所，用比较理智的方法方式把问题提出来。

１９２８年，中共广东省委七次下达指示，要求在两个月内夺取全琼政权的左倾路线，王文明就有过三次抵制。第一次，地委给省委报告：“要在两个月内肃清全岛fangeming势力有困难”“定于２月２８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加以认真讨论，请省委派员指导”。省委派李源参加大会，强行通过“夺取全岛政权”的决议，改选特委班子，李源当书记。

第二次，李源调回省委，王文明接任书记。看到红军为“进攻海口，夺取全琼”而硬拼，革命力量消耗很大，损失严重。特委决定放弃“向（海口）发展计划，而向下（崖县）发展”。这个决定又遭到省委批评。１９２８年６月，省委再次改组琼崖特委，让“文明、文淹二人退出特委”，派黄学增任特委书记。

第三次，黄学增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将特委机关搬进府城，王文明带一批人上母瑞山，一边开辟革命根据地，一边筹建苏维埃政府。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２日，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而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搬进府城的特委机关，１９２９年２月就遭到敌人破坏，省委特派员黄学增、新任特委书记官天民７月也因叛徒告密而遭逮捕杀害。琼崖革命一时失去统一领导核心。

在危难关头，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挺身而出，及时以县委名义向琼崖苏区主席王文明和各县委发出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的建议，得到王文明的支持。８月中旬，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会议纠正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重新明确以土地革命为工作中心；选举产生了由王文明，冯白驹等９人组成的临时特委。鉴于王文明重病，特委工作由冯白驹主持。９月，广东省委同意成立正式琼崖特委。１９３０年１月，王文明病逝，冯白驹赴香港向省委汇报工作，后又转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高度评价琼崖党组织的工作，他对冯说：“你们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事很好。”

４月１５日，琼崖“四大”在母瑞山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大”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开展“红五月攻势”、扩大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建立红军独立师等决议，选举产生了以冯白驹为书记的新的特委领导机构。会后，利用蔡廷锴部离琼的有利时机，琼崖土地革命形成第二次高潮，红军独立师人数在８月份迅速增至１３００多人，第二届琼崖苏维埃政府也于８月正式成立。

——千锤百炼智谋增

血与火的考验，抵制左倾路线斗争的实践经验，使班子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日臻成熟。大家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危害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敢于抵制的人越来越多，决心越来越大，坚定性越来越强。王信才感言，“这是琼崖特委能够经受１９４６年北撤山东和西撤越南两次重大考验的思想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中共香港分局派林树兰返琼，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根据国共两党的广州初步商定，琼崖纵队将１９００名指战员北撤到山东烟台，由美国军舰运送，从儋县下舰。特委副书记兼临委书记林李明听传达后，将指示精神同几位领导同志通报，并交代他们准备些钱，做军装准备北撤。

琼崖特委在讨论时，多数同志认为应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北撤”准备，另—方面坚持自卫反击，坚持斗争。撤得了就撤，撤不了，斗争依然坚持，不至于陷入被动。

冯白驹特别强调，必须立足于坚持斗争。后来，国民党广东当局不承认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企图留下来相机消灭，北撤未实行。冯白驹的正确决策，使琼崖特委与琼崖纵队取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１９４６年８月，上级又派张创回琼传达省委“西撤越南”指示（《中共海南历史》上写“南撤”，吴克之将军回忆录写“西撤越南”，据王信才查世界地图，越南北方位于海南岛西部，采用“西撤”说法更准确）：认为全国内战爆发后，广东将黑暗十年，琼崖斗争将更加困难。因此，要琼崖纵队和地方干部撤到越南北方去。

当时，特委几位领导人对执行这个决定争论很大，特委副书记林李明极力主张“西撤”，认为只有西撤越南才能生存。冯白驹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东江纵队、福建某些纵队北撤都有血的教训。敌人正在向根据地疯狂清剿，严密控制着沿海港口和船只，贸然进行西撤，不但找不到那么多船只，即使有船，大部队在海上航行可能遭到敌军舰、飞机袭击，有丧身大海的危险；即使能安全到达越南，今后要重新打回琼崖谈何容易？

目前，敌人虽然暂时强大，但我们有长期坚持孤岛斗争的经验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就有办法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敌人消灭，以往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冯白驹的意见，得到了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最后，经请示中共中央，中央１０月３０日来电答复：“你们的意见很对。你们应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琼崖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你们的《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是正确的。”

以后又接到香港分局的指示：“琼纵如果不西撤，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为了减少损失，应将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

特委认为，连队缺乏独立作战能力，如果分散，更容易被敌人消灭。所以，没有执行这个指示，而是以大队甚至以支队为单位活动。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琼崖特委能顶住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使琼崖革命事业免于失败。冯白驹的正确领导，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但是，在冯白驹的背后，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支持他，形成了“英雄所见略同”的坚强后盾。这也是琼崖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历史事实表明，琼崖革命的斗争史，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有机结合，琼崖革命知识分子值得信任和敬仰，他们在琼崖革命中的历史贡献，光照日月。

缅怀罗汉、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先贤，余遂感怀（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

（一）

孤岛奋斗各逞强，艰苦卓绝动刀枪。

峰林雾海成帷幄，粟野青山皆战场。

四壁萧条倭鬼闹，扰世烟熏梦魂伤。

二十三年红旗在，前赴后继日月长。

籍得群英多壮志，助我人民水流觞。

故事尘封今再洗，遥祭先烈万古芳。

（二）

建党先贤摧劣政，兴邦志士挽狂澜。

岁月峥嵘征道远，抛颅洒血换人间。

原载《走读浏阳罗汉》（团结出版社2017.4）

20026年6月3日